01委托人眼中的王有银律师

        他是我们的恩人，在困境中向我们伸出援手
       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否，2010年6月，湖北省武汉农民杨友德自制的“火箭弹”震惊了全中国，8年多时间过去了，那炮声犹在耳边。为了反抗强拆，杨友德变成了“阿凡达”，火炮成为了他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武器。对于杨友德来说，那25亩地就是他的身家性命，容不得践踏。
        推土机不停地运作，推倒了家园，推翻了农田，满天飞扬的尘埃夹杂着百姓的血与泪。多年来，老百姓们忍了，为了这一片看似繁华的空壳；老百姓们让了，因为政府的「面子」比什么都重要；老百姓们退了，铁腕政策压倒一切。而当拆迁队，戴着钢盔拿着盾牌，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掩护下，冲进杨友德的地里时，杨友德们不再选择沉默，他们走上了为命运抗争的道路。

        “我是个农民，希望能依靠法律的力量，而不是用炮楼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”杨友德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        杨友德反复强调，自己并不是钉子户。“钉子户是那些要价过高的人，我的要价是按照政府政策来的。”
        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台的46号文件，金银湖所在的东西湖区一亩地征地补偿标准为4.68万元，而杨友德获得的每亩补偿只有2480元。尽管后来又追加生产用房的补偿，但每亩地距离4.68万元的标准依然相差甚远。这里的是非如此明确，杨友德只是要求自己的补偿能够兑现46号文件。
        “如果不是被逼到这一步，杨友德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维权的，高昂的诉讼成本，也是他不能承受之重，知道了这些之后，我决定义务为其提供法律援助。”王有银律师的介入，让杨友德的案子得到了转机。
 
        王有银介绍说，杨友德的案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暴力抵抗拆迁案例。“靠这种方式维权，稍有不慎就会擦枪走火，导致两败俱伤。”与杨友德第一次接触后，王有银就感觉到，杨友德是相信法律的，只是之前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。
        “因为有圣运的王有银律师介入我的拆迁维权案，我没有受到过多的打压，也没有以悲剧而收场，因为他的专业的法律援助和我个人对法律的信任，我庆幸我是很多被强制拆迁维权队伍中的幸运者。我一直相信在律师的帮助下，法律会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的被拆迁户以公平、公正的对待，在中国总有一个我们农民可以讲理的地方。”杨友德告诉记者。
在介入杨友德案后，王有银就一直奔在政府和拆迁方之间，“没有说不通的道理”，仅仅20多天后，金银湖管委会、拆迁方金泰公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，开始积极与杨友德和解。最终，双方在拆迁补偿上达成了一致，杨友德的征地补偿费从最初的7.5万元飙升到76万元，“足足是原来的10倍”。
        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”现在回想这个案子，王有银仍铿锵有力地说，不论是“火炮”打败了地方政府，还是地方政府打败了“火炮”，都是法治的失败。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平息这场风波，才是法治社会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        “回顾以前我和拆迁人也有过很多次沟通，但是那不叫谈话，叫训话，就像一个人对自己养的一条狗说话一样。但自从王有银律师介入我的拆迁维权案后，使得我作为普通农民的被拆迁户，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强势的拆迁人继续交流，这让我最终得到了合理的拆迁征地补偿。王律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，在我即将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这份恩德，我这辈子不会忘记。”杨友德句句肺腑之言，让人动容。
        2011 年 3 月，河北省定州市一位当事人找到王有银律师，恳请他代理自家的房屋拆迁纠纷。王有银在得知当事人父母均卧病在床、家庭生活困难后，当即决定免去代理费用。在认真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后，王有银几次奔赴定州，最终帮这一家老小讨回了公道。

       还有好多次，在开完庭之后，许多人都不愿意离去，直到王有银从法庭里出来，他们就这么一直在门口等着。“王律师替我们讲话，我们担心他有危险。见到他安全出来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在委托人的眼里，王有银已经不单单只是位律师，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了自家人。
       在圣运律所，类似上述的案例已经不胜枚举，所有委托人都视王有银律师为恩人，所有的感情都含在一封封感谢信和一面面锦旗里面。在圣运律师事务所，有一面墙满满的锦旗，是一道靓丽的风景，“这些才是我最大的财富。”王有银指着那面面鲜红的锦旗自豪地说。